方松华 熊务丰 | 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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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中西文明交汇以来，中西哲学比较就是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基本语境，而构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则是目前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本文将对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所遭遇的基本困境做一番扼要的概览，然后就如何在深化比较中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提出若干思考。

作者：方松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熊务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生

摘自：《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2期

自中西文明交汇以来，中西哲学比较就是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基本语境，而构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则是目前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呼唤着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做出透彻而巩固的基础性阐释；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学术经历一百多年的曲折发展，也迫切要求确立自己成熟而完备的思想躯干。

本文是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来讨论所谓“中西哲学比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加关注近代以来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研究天然具有的“比较”情境和“比较”性质而产生的一切重要成果。不仅如此，我们对所谓“中西哲学比较”和“当代中国哲学构建”等表达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也都采取一种宽泛的、广义的或形式的理解。

基于对“哲学”的这样一种宽泛的、广义的或形式的理解，本文将对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所遭遇的基本困境做一番扼要的概览，然后就如何在深化比较中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提出我们的若干思考。

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成就与困境

所谓狭义的亦即执“中西哲学比较”之名的研究，相对于广义的亦即围绕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展开的主干研究而言，不仅在体量上是沧海一粟，而且在内容实质上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为后者提供精确的方法论前提的程度。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往往停留于对中西文化和思想传统的表象特征的描述与对比，少数较为深刻的研究则往往是以某家某派的哲学立场为根本前提展开的，对比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取决于对这些哲学派别或传统深入了解的程度。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进程还是从义理内涵上来说，狭义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都是以广义的中西哲学比较或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的会通为根本语境和内在目标的。我们对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成就与困境的梳理，也以此为根本线索来展开。

首先，西方哲学的大规模引介与所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近百年来，中国学界掀起了数次全方位引进西学的热潮，形成了西方从古到今各大重要哲学流派在中国大地上竞相绽放的学术奇观。在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和对西方哲学史的系统梳理之外，中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研究评述著作和论文，更是浩如烟海，不计其数。从总结学术成就的角度来说，这些译介和研究工作，不仅使中国学界系统性地把握了西方哲学从古到今的基本问题和发展源流，而且经过所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经过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历史与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其在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教养和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背景与底色。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进展及其返本开新的努力。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只是作为“西学”的一个流派，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锤炼与运用，逐渐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认识世界的理论指南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大革命时代，李大钊、李达等人从日本和英美等国家引入中国的主要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从苏联方面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规模、成系统地编译经典文本之外，还曾经有一段时间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全面的指导，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真理标准问题”“异化劳动问题”大讨论和反思教科书体系为最初契机进入了一个正本清源和返本开新的学术化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由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发展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实践作用；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性变革，本身蕴含着超越或扬弃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所表征的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地位。只是迄今为止，后者的丰富内涵尚未得到完全而透彻的阐发，而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这一方面的内涵必将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凸显出来。

再次，“中国哲学史”的百年书写和“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表面看来，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输入”，实际上，“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才是中西哲学正面交锋的战场。“中国哲学史”书写同样是（或至少迄今为止仍然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据主导或支配地位的过程。差别只不过在于，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更多或首先表现为作为实践中的思想力量，参与到中国社会蓬勃开展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具体实际过程中去；而“中国哲学史”书写则更多表现为，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现代整理，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本相结合的学科发展过程。虽然就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具体实践而言，“中国哲学史”书写恐怕很难和西方哲学系统引介尤其是很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作用相提并论，但就中西哲学比较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国哲学史”书写恰恰提供了十分生动的历史经验和众多可供深入研究的具体文本。

总之，在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在“中国哲学史”的百年书写当中，包含着几代中国人会通中西哲学传统的巨大努力。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传统研究的愈益深入、“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不断尝试，中西哲学比较的困境也日渐凸显。这一困境的实质是，随着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的研究水平尤其是所谓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离相互会通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了。它的外部表现：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专业研究取向的辐射能力一度趋于削弱；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书写在世纪之交遭遇了所谓“合法性”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这一提法的具体出现而言，大概始于20年前。有人认为是源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自我省察，也有人认为是受了德里达和王元化先生对谈的刺激。而从问题的内涵实质来说，则要久远得多。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经典区分，出自金岳霖1930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写的“审查报告”，学界常称之为“金岳霖问题”。其次，德里达关于“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说法显然渊源有自，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海德格尔，更为人熟知也因此对国人产生较大刺激效应的是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概括而言，一般所谓“金岳霖问题”和“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一由来已久的论断，实际上包含着对“中国”与“哲学”最初发生关联时可能蕴含的语义悖谬的揭示：前者质疑的是“中国哲学”（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中国性”，后者质疑的则是中国哲学传统（如果我们姑且还用这个名称的话）的“哲学性”。

如何在深化比较中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历史进程的确是成果丰硕的，同时也是亟待整理行装重新出发的。与有的学者主张放弃“比较”而专注于对某一哲学或思想传统的深入钻研不同，我们仍然主张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必须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的深化方始可能。

因为，一方面，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成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自身就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现代中国哲学”的鲜活文本，而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等由“比较”而来的困境所揭示的，恰恰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深入研究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的思想任务；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既将“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内化为自己的文化元素，同时又因为“三元素”在思想取向和话语方式上的分离割裂而使民族的精神状态陷入一种极大的“苦恼”，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比较来终结或完成文化心灵上的“古今中西之争”。

只不过，短期来看，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一方面可能仍然不得不采取一种“论理”的方式来展开，因而透彻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当代开展的自我批判，从而建立一种中国学术的“现代”意识与自觉，是必须继续深入展开的前提性工作；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不应当期望以“一家一派”的方式来完成，而很可能是一种学术生态的整体性更新，是文化、思想和精神等主干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并在此更新和变革中，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涌现一批现代汉语基础上的当代中国学术经典。这要求我们至少需要从以下角度继续深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首先，在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传统的特质和局限的基础上尊重“反向格义”的优先性地位。常见而流于形式的中西哲学比较，往往可以任意拾取中西哲学传统中的某些片段来展开。但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必定要建立在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所谓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当然可以从其历史源头处入手，比如怀特海就曾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关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系列注脚。而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史的集大成者，不仅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对西方哲学史做了系统而有机的梳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与黑格尔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正面意义上的集大成者不同，海德格尔在负面或消极的意义上同样整体性地重构（解构）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且以其毕生的努力，试图开辟一条新的思想道路，展望哲学原则上的新开端，是我们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抓手。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做的批判性重构及其对新的“思想”开端的可能性的探索，是20世纪西方哲学自身的重要进展，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工作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很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哲学传统采取批判性态度，并转而试图重新发现和激活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其背后往往都有海德格尔的思想在起作用。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以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或者是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为中介正面把握西方哲学传统，还是以海德格尔为中介，从反思批判性的角度把握西方哲学传统，对西方哲学传统本身的透彻理解仍然是今天开展一切意义上的中西哲学比较工作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与当代西方哲学最新进展的批判性对话的基础上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代解读，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实现对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生存方式上的双重超越。早在海德格尔解构性重塑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已经把哲学和哲学家变成了贬义词。和黑格尔哲学试图以思辨的或概念体系的方式把握一切历史过程的实体性内容不同，马克思则力图指证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的“镜像”性质：“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他以“革命的实践”而非“绝对知识”（黑格尔）为根本导向的思想定位。哲学、思想和理论源自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并服务于这一现实生活过程自身的革命性实践，而不是反过来满足于把现实生活内化或概念化为一个思辨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

再次，在始终清醒地保持一种“我们”和文化传统之间恰当的“距离”意识的基础上，投身于以现代言说方式复活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真精神的自觉行动。陈来先生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回顾中国哲学研究进程时曾经指出：“随着80年代解释学的引入，基于理解的‘诠释’始终是哲学史研究活动的基本态度和方法，这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学者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成中英、张祥龙等先生也长期致力于以具体研究推动中西哲学传统的“视域融合”。但与此同时，仍然有很多学者在遭遇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后，极力主张放弃“比较哲学”的方法与途径，倡导一种不仅以中国哲学为对象，而且以中国哲学为方法、以中国传统术语和概念方式为语言载体的，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研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深化中西哲学比较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未来导向”。概括来说，必须以进入“现代化”完成状态的未来中国为参照系，反观和整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与哲学思潮的历史性变迁，并由此将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从思想资源上“元”或“源”的地位下降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中的“分子”或“流”，进而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当代中国主流理论形成一种恰当的映照与互动。并且，我们坚信，正是在此“未来导向”的反观与整理、映照与互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体性内容上的主体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历史视野和叙述方法上的优先性都必将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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